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对农村职教发展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我们一到村子里，村长们就拿出村子的规划图，好像村貌整洁、道路硬化就是新农村了！”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去年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调研时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其实，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是要有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鲍义志说。

　　在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民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向新型农民转化；另一部分要成功转移到城市，这其中，农村职业教育举足轻重。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委员们围绕如何发挥职教的作用，挖掘农村的人力资源等话题，纷纷建言献策。

县级职业学校，怎样成为致富摇篮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县级职业学校，县级职业学校该怎样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副主委张庆成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多年来关注农村职业教育，他给记者讲了一个在调研中碰到的故事：

 　　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是个有着141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年财政总收入不足3亿元。为了做好劳动力输出培训，该县依托县职教中心开设了电工、高级家政、保安等专业，针对农民进行劳务扶贫培训。没想到，学校变成梧桐树，引来了凤凰！因为劳动力就近又合格，台湾一家电子产品加工厂直接在学校旁边投资建厂，一下子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

　　“每个县必须有所职业学校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张庆成说。

　　在中部和西部的很多县，舍得花很大力气建一所高标准的普通高中，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全国近15000所中职校中，至少有1/3的学校不具备举办职业学校的条件，其中有很多是农村中职校。

　　“除了对县级职校的意义认识不到位外，这一现状总体上是由于长期投入不足造成的。”鲍义志说，中央财政在“十一五”期间投入100亿元实施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有望缓解这一困局。他认为，各级政府投入也应该加大，本着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省、市地方政府要把对农村职业教育支出列入本地的财政预算，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投入要跟上，办学模式更要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这是很多委员对县级职业学校发展的意见。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协主席赵金城特别提出，除了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订单培养模式、远程教育模式，还要格外注重普职挂钩的模式。

　　怎样的县级职业学校才能成为农民致富的摇篮呢？“农村职教中心要做到‘四像’就好了。既像职业学校，又像培训中心；既像产业中心，又像经济中心，这样肯定就能成为县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齐续春在担任河北省教委副主任时主管职业教育，这是他对农村职教中心发展的设想。齐续春打比方说，如果一个县盛产蔬菜，那么县职教中心要成为蔬菜研究所、配发中心、装运中心，如果做到这点，职教中心就能支撑县域的蔬菜产业，何愁不能成为农民致富的摇篮呢？

体制性障碍，如何降低这几道槛

　　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存在诸如管理体制上统筹乏力、办学体制单一等体制性的障碍，如何破解这种困局？委员们围绕这一问题纷纷建言献策。

　　“目前职业教育在办学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都还比较单一，主要还是政府投入、教育部门经办、全日制的学历教育。”全国政协常委陈益群认为，这种状况距离“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还有很大差距。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在对上海、浙江、黑龙江、吉林一市三省调研后发现，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行业企业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很多地方面临着一方面是技术工人与高技能人才紧缺严重，另一方面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断弱化的两相矛盾的局面。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资源流失严重，如何实现十六届六中《决定》中提出的“在企业中建立工学结合的职工教育和培训体系”，也还没有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企业如果不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就不会有大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俞正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政府就要监督落实“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规定，充分调动企业及社会资源投入职业教育，部委、行业、企业要切实制定学习型企业的规划、举措。

　　除此之外，缺乏足够优惠的政策吸引民办资本进入农村职教，也是目前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一大体制性障碍。“民营资金是否能进入职教，关键看进入的门槛有多高，或者干脆不设门槛。”张庆成对此很有卓见。

 　　张庆成认为，要继续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农村职教，政策上要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保证他们有一定利润，增强吸引力。

　　“除了民营资本准入方面缺乏吸引力外，农村职业教育分属教育、民政、劳动等部门多头管理，先培训后上岗的劳动就业准入制度执行不力等，也都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要破解的困境。”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宝成集团董事长柴宝成认为，政府要制定职业教育长期发展规划，加大主导、统筹力度，逐步建立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新农村的新农民，怎么“武装”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有一部分农民要留在村子里，完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还有一部分脱离农业生产，向城市转移，由于总量众多，转移成本很高。

　　“由于各方面原因，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培训工作实施效果不够理想。”罗霞委员说，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

　　张庆成在四川调研发现，一个建筑工地的小工每个月能挣500元至600元，而经过电工、电焊工等职业技能培训后收入可达1200元至1400元左右。

　　张庆成认为，农民打零工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低层次的劳动力转移，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真正的农业人口转移要赋予农民一定的技能，真正脱离农业生产。这需要强大的工业发展作为支撑，让农民从事二产，实现真正的转移。

　　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洪绂曾委员也认为，发挥农村职业院校的作用，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的农村二、三产业，把农业、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即‘离农教育’发挥了较强作用，但对如何培养留在农村、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新型农民，如何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骨干，发挥作用不足。”张庆成建议，政府要大力培育农村经纪人，这是完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职业。比如，台湾的农会组织下面有经纪人，有搞种子销售的，有指导使用农药的，有推销产品的，这是一个改变这种现状的新思路。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农村技能培训脱离农民、农村实际，甚至出现为了赚点补贴的“培训专业户”，这种现象也引起委员们的关注。“政府应该提供更多不同种类的职业教育选择，让农民兄弟像逛超市一样自主选择感兴趣、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效。”全国政协委员罗霞说，长三角部分区域将培训券发放到每一个迫切需要培训的农民手中，他们可以用培训券冲抵培训费，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工种。在参考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其他更为合理的新模式。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10日